胡长清“磕头求生”。因为自知罪孽深重，在法庭上，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态度十分谦恭。每次发言之前或发言完毕都会说上一句“谢谢审判长”、 “谢谢公诉人”，或者是“谢谢律师”。一种求生的欲望在他心中涌动，他逢人便跪地求饶，乞求组织上能给他一条生路，哀求“放我一马!” “我是书法家，求你们不要杀我，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，天天写，每天给你们写一幅。”
李玉书“凄厉惊叫”。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因犯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于2003年10月14日被执行注射死刑。管教说，他常常半夜蒙在被子 里抽泣，双手也会不停地发抖。当李玉书接到核准裁定，这一结果让他精神彻底崩溃。在看守所的最后一夜，李玉书不时从噩梦中惊醒，发出一声声凄厉 的惊叫。
周利民“终显人性”。作为建国以来陕西最大的金融贪污挪用公款案的主犯——建行西安分行北大街支行公司业务部原主任周利民被判处死刑。在法官 宣 判结束宣布休庭时，周利民签完字，突然转身向听众席大声喊：“妈!妈!”周利民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叫喊后，拨开法警呼喊着：“儿子!儿子!”听到母亲的声 音，周利民突然跪倒在地，向母亲磕了个响头，堪称“最绝望的悲情”。1996年初，时任北郊支行自强西路办事处主任的周利民，与办事处信贷内勤刘怡冰预 谋，以高息存款为诱饵，他们采用私拿空白存单、私盖印鉴、给储户出 具“大头小尾”存单的方式，用虚假金融凭证骗取储户存款。后刘怡冰又指使他人从建行西安分行印刷厂窃取半成品空白存单，非法制作假存单骗取存款。
李真“临终反腐”。自称“河北第一秘”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，是一个带有“传奇”色彩的贪官。他在反思自己走向毁灭的根源时说：“当前官场 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互为渗透，不仅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，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，如不断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整治， 无疑会成为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极大危险和严重障碍”。
杨前线“有话实说”。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，收受赖昌星贿赂折合人民币140。7万元，并由赖昌星出巨资为其包养情妇，放纵走私，导致厦门关 区 走私泛滥，并在案发后为赖昌星通风报信，其行为构成受贿罪、放纵走私罪，被判处死刑。他临终遗言，有话实说：“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，我看都是大同小异，不 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，贪图安逸享受，被金钱、美女、权力所俘虏，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。谁都知道这些，但许许多多人，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。”
王怀忠“垂死挣扎”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精通官场权谋，自诩“泽中蛟龙”。他做人的原则是“宁愿我负天下人，不让天下人负我”，“台上大谈 廉，台下死要钱”。他贪污腐败，功力深厚，机关算尽，斗智狡辩。案发后他心目中活命的“底线”是1000万元，为了使法院认定的犯罪数额不超过1000万 元，他出尔反尔，把亲笔供词当场撕掉，还诬陷办案人员刑讯逼供，声称“历史将证明我这是最大的冤案”。虽然他拒不认罪，但公诉机关用76本卷宗无可辩驳的 事实，还是将王怀忠案办成了铁案。
戚火贵“饮恨法场”。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、市人大主任戚火贵，因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临刑 前，戚火贵说：“两年来看了好几本纪实文学，还学了《刑法》及其他法律书籍，对自己的罪行也有了更深刻的反省，曾准备写《我的铁窗生涯》，但因为脑子乱还 未动笔。”行刑时戚火贵腰膝瘫软，被武警架向刑场。
姜人杰“愤然一揭”。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，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来不及点，用秤来清点，据说有23公斤。这位中国第一贪一审被判处死 刑。但在此前，姜人杰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时，大惑不解：“判我死刑?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，怎么判?我要揭发。”果然，姜人杰“愤然”一揭，又有不 少贪官落网，曾经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十多年、后升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。
郑筱萸“良心发现”。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，纵容手下烂批新药，仅2004年一年就批准了10009种，一年平均每12分 钟 就有一个药品获得批准。钱装到了他自己和身边人的口袋里，而副作用却在患者身上显现。他在临刑前一天留下的遗书中说，“明天就要死了。临死之前非常害怕。 在九泉之下能得到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人的宽恕吗?”
文强“怨天尤人”。二审维持原判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。初落马时，他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，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。但他在痛悔之 余似仍心有不甘，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，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。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，没能升官，“升官不成，就乱用权”， 升官不成便腐败。
